自荀悦、袁宏以两汉事编年为书，谓之「左氏体」，盖不知左氏于是始矣。昔夫子作《春秋》，博极天下之史矣。诸不在拨乱世反之正之科，则不录也。左氏独有见于经，故采史记次第之，某国事若干，某事书，某事不书，以发明圣人笔削之旨云尔，非直编年为一书也。古者，事、言各有史，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，今《书》是已；被之弦歌谓之乐章，为一书，今《诗》是已；有可藏焉，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，为一书，今《仪礼》若《周官》之六典是已；自天子至大夫士，氏族传序为一书，若所谓帝系书是已。而他星卜医祝皆各为书。至编年，则必叙事如《春秋》，三代而上，仅可见者《周谱》，他往往见野史，《竹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之类。自夫子始以编年作经，其笔削严矣。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与诸书之体，依经以作传，附著年月下；苟不可以发明笔削之指，则亦不录也。盖其辞足以传远，而无与于经谊，则别为《国语》。至夫子所见书，左氏有不尽见，又阙不敢为传。唯谨如此。后作者顾以为一家史体，而读左氏者，浸失其意。见谓不释经，是书之存亡，几无损益于《春秋》，故曰袁、荀二子为之也。由是言之，徐子所为《左氏国纪》，曷可少哉？余读《国纪》，周平、桓之际，王室尝有事于四方，其大若置曲沃伯为侯，诗人美焉，而经不著。师行非一役，亦与《王风》刺诗合，而特书伐郑一事；王子颓之祸，视带为甚，襄书而惠不书也。学者诚得《国纪》伏而读之，因其类居而稽之经，某国事若干，某事书，某事不书，较然明矣。于是致疑，疑而思，思则有得矣。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！余苦不多见书，然尝见唐阅《左氏史》与《国纪》略同，而无所论断，今《国纪》有所论断矣。余故不复赞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，为之序。